2021年4月9日19：00，歷史與檔案學院“汀蘭”讀書會第三季第二期在映秋院201會議室舉行。本期分享的書目是丁華東教授所著之《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中國民族史、檔案學、圖書情報等專業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參加了本期讀書會。

（讀書會現場剪影）

首先，本期主講人2019、2020級圖書情報專業的王宇靈同學和向瑞琪同學向大家介紹了作者的相關情況以及檔案和社會記憶的基本概念。其次，其主要從四個方面介紹了《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這本書的內容：第一，從檔案形成的原始功能、社會記憶的形態結構、社會失憶的情形等方面介紹了檔案的社會記憶形態；第二，從社會記憶建構觀引出了檔案的社會記憶建構功能、機制、能力與策略等方面的內容；第三，從檔案記憶與現代傳媒展演的角度，講述了現代媒體與社會記憶的再生產以及檔案記憶與現代傳媒的合作共榮；第四，講述了檔案工作與社會記憶構筑的新形象、新資源、新規則、新實踐、新范式。最后，播放了有關泉城往事——《尋找老洋行》的視頻，生動形象地向我們展示了檔案背后的故事，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留下的檔案會在靜默中開花，用一個個記憶碎片繪一幅歷史長圖。

（主講人分享現場）

接著，大家就《檔案與社會記憶研究》作了閱讀分享探討。

2019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常璐同學就該書提出，所謂檔案記憶與歷史真實之間是有重合關系的，檔案也許是被選擇性地或者是出于某種目的記錄，并非所謂的真實，但這種檔案也可以為使用者提供一種新的思路和角度。接著常璐同學就結構性失憶和有組織的失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自己的專業領域，也有著同樣的“社會失憶”；在文獻中進行“田野調查”是要積極倡導的，在史料中多方求證，在自己的能力范圍內窮盡史料，是我們的責任，也是學術良知。

2018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楊澤宇同學認為，書中提到的“檔案”和歷史學的研究基礎“史料”之間有著密切聯系，兩者都是社會記憶的載體，均是溝通傳統與現實社會的有效文本。同時，無論是整理史料，還是閱讀檔案，都應該盡量透過文本現象看到歷史的本質，以便將材料正確地呈現在研究過程中。

2019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鄧博文同學認為，該書突破了檔案學中傳統的實用性研究取向，主要采取理論解釋性研究路徑，將檔案置于社會記憶系統中，綜合運用多學科的理論成果、思想資源與研究方法，圍繞檔案與社會記憶傳承、建構和控制，展開深入的學術探討和理論闡釋。在閱讀過程中，的確可以感受到檔案既在社會記憶中，同時又是社會記憶的獨特形態。檔案的產生、管理、開發、利用，涵蓋了社會記憶檔案化和檔案記憶社會化的全過程。社會記憶檔案化和檔案記憶社會化二者是雙向的互化融合和內在統一的關系。

2020級檔案學方向的趙芯葦同學認為，檔案由于其原始記錄性的特性，在社會記憶建構中有著無法替代的優勢。但是檔案并不等同于社會記憶，因為檔案的記錄、歸檔、編纂等都會受到當時的社會意識形態、權利關系以及倫理道德的影響，導致對事實活動“有意的”或者“無意的”遺忘。檔案工作者正是“記憶”與“遺忘”的參與者，會受到自身觀念以及外部環境的影響來決定社會哪些群體和哪些方面會被未來記憶。正是因為檔案工作者在“記憶”與“遺忘”中擔當的重要角色，所以檔案工作者應該轉變自己的觀念，對未來有一種責任意識，改變自己的偏見；不僅要重視主流群體、官方記憶，還要重視其他群體，比如邊緣群體、弱勢群體等這些非主流社群的記憶，這樣才能更好地保存和構建更加真實完整的社會記憶。

2017級檔案學專業本科生黃玲玲同學先是表述了對記憶的認識，“記憶就像一個存儲信息的容器或者是倉庫”，從檔案起源的角度來說，不同的檔案也類似于一個個容器，比如說原始的圖畫、結繩等計事法。檔案具有記事備忘的功能，從而就帶有了記憶的屬性。記憶對于我們國家和民族來說具有重大意義，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歷史積淀與文化傳承，每一次過去的檔案發現，都為我們打開了一扇記憶之門，去探索歷史。檔案也是為后世追尋歷史，追尋記憶的重要憑證。認為該書的檔案工作與社會記憶構筑一章內容，也使她對于檔案工作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2020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向斯瑤認為，社會記憶研究是近年來的熱點研究方向和分析史料的一種理論方法，檔案學中的社會記憶研究和歷史學所用的社會記憶理論有著異曲同工之處，社會記憶就是社會機體的一種保存歷史方式，社會記憶不僅存在于人為塑造的一些事物中，當社會記憶反映到文本中時，就會固化，成為社會機體的一部分。

2020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王璐妍同學認為，社會記憶理論對歷史研究有所幫助，在有關族群認同方面，一些文獻作為一種社會記憶，起到了凝聚族群認同的作用，如果在象征性層面上強化歷史記憶，還可以達到超越各具體民族之上的中華民族的認同。通過與大家討論有關記憶缺失的話題，講述其在閱讀過程中愈發感受到了檔案在找回社會記憶，復活與再現歷史方面的重要作用。

2019級中國民族史方向的張體紅同學，從文獻、儀式角度，以《白族心史：<白古通記>研究》和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神祇供奉與文化選擇為例，就明清時期白族社會記憶的傳承與建構，談了自己的看法。 其認為：無論是《白族心史》還是周城村的神祇供奉，都是白族對明朝、對大理白族社會記憶進行反向控制的回應，是白族反記憶的一種表現形式，這體現了白族人民對社會記憶傳承與建構的文化智慧。      

最后，大家就歷史學與檔案學專業的學理性與實踐性、檔案與史料的區別與聯系以及如何利用檔案與史料等問題進行了交流討論。

（讀書會與會同學合影）

本期讀書會，通過交流與討論，增強了同學們對檔案記憶的認知與理解；領會檔案在國家和社會記憶中所具有的獨特地位和價值；學會從社會記憶的理論出發，分析檔案在社會記憶傳承、建構和控制中的功能與機制；探尋在社會發展和時代變遷的背景下，我們如何更好地實現自身的專業使命與價值，自覺地參與、融入社會記憶的傳承與保護實踐中去。這對我們閱讀檔案和文獻、理解中國提供了另一種視角和思考。

歷史與檔案學院“汀蘭”讀書會 供稿